人大学者吕冰洋认为,营改增能否理清央地财政关系考验政治智慧 营改增目标锁定世界性难题

更新日期:2022年06月23日

       北京报告能否通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接受《华夏时报》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主任卢炳阳教授认为, 如何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是千年难题, 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难题。不适合用一般经济理论指导调整。作为一个动态调整而非短期可解决的问题, 它尤其考验政客们的政治智慧。要防止恶性税收竞争激起《华夏时报》:从学术上看, 您如何看待扩大营改增试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吕炳阳:营改增改革应该是原政策框架下的一次重要调整, 也可以说是原改革的画龙点睛。这次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应该是2007年。目前, 财政收入下降的压力非常大, 过去营业税改革带来的问题已经显现。我们看到营业税是税收的主要来源, 其中近一半来自房地产。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种, 一直对地方经济增长影响很大, 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扩大和房地产价格的维持, 都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这次改革虽然有点落后, 但不会改变。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否彻底取消了营业税, 目前还存在学术争议。税制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 废税容易, 征税难。尤其是当税收的法律原则确立后, 未来征收新的税种将是非常困难的。随着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税制发生重大变化后是否会与之匹配, 很难预测。
       但是, 如果整个税收来源主要依靠增值税, 那么未来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对于以增值税代替营业税的好处, 也有明确的共识。例如, 可以消除双重征税, 促进产业分工, 发展服务业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扩大到金融业、建筑业和房地产销售。其政策效应不仅会对这两个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而且对上下游行业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央对这一改革的决心和诚意, 令人钦佩。因为这次减税的规模非常大, 国家税务总局估计在5000亿元左右。我们的判断是, 从财政部36号文的细则来看, 减税幅度可能更大。因此, 这次从营业税到增值税的改革是一次大规模的减税改革。这将对建筑和房地产市场产生降温作用。这也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新的房地产购买包括在扣除中, 这有可能刺激商业房地产去库存, 这对企业来说是可以免税的。但对于住宅地产, 能否刺激去库存, 还很难判断。对金融业而言, 其主要收入来自贷款利息, 但由于其房地产纳入抵扣项目, 其整体税负可降低, 但降幅不宜过大, 其收益主要体现在下游实体经济产业。降低融资成本。 《华夏时报》:高层认为转变阵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你如何理解“硬”这个词?陆秉阳: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计划由来已久。该计划必须在“十二五”期间完成, 不能拖到“十三五”。从这个角度来看, 时间很紧, 今年是最后期限。从历史上看, 这次改革实际上吹响了中国税制改革的冲锋号, 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税制改革, 任重而道远。可以说, 营业税改增值税相对容易, 随之而来的是难度更大的税制改革, 如个税改革、财产税改革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所以迟迟未落地, 很大程度上是卡在了金融行业。金融业是否开征增值税存在诸多争议。从全球范围看, 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经济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利。金融自由化已成为近两三年来的全球趋势, 许多国家对金融服务实行豁免。中国学术界也有不少声音主张金融业免税, 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免税是不可能的。由于金融业贷款利息收入的原营业税率为5%, 如果立即免除这一税负, 全社会未必能达成一致。从营业税改革本身来看, 其推进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应引起重视。因为时间太赶了。如此大规模的改革, 不亚于一场革命, 而且改革的力度很大。因此, 能否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顺利过渡, 令人担忧。改革推出后, 后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果说1994年的改革是一场风雨兼程的改革, 那么现在的改革最好是一场小雨的改革, 以免对已经庞大的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华夏时报》:整体如何解决营改增试点扩大带来的棘手问题?吕炳阳:从税收征管的角度来看,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改革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 如何对跨区域经营的建筑公司进行适当征税, 存在一定的技术难题。这种问题不是小问题, 会影响到区域间的财力分配和企业的形态。更重要的问题是,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如何调整?虽然财政部正在制定一些相关的方案, 但总的来说, 所有方案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例如,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地方财力如何保障?以往的营改增试点是营改增后的行业税收返还, 但这只是一种过渡措施。由于企业形式众多, 扣减项目难以区分, 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税收方面的临时措施很容易引起地方干预企业的冲动。许多主流观点认为应该增加地方政府的比重, 但实际上这方面存在问题。理论上, 增值税是对流动税基征税, 对流动税基征税不太适合地方政府获取大量税收, 因为会刺激税收的恶性竞争。
       如果改变税收分配方式, 无论是按人口还是按消费, 也有弊端。如果按消费, 怎么算消费?电子商务现在发展非常迅速, 消费地点很难确定。如果按人口计算, 户籍制度正在改革, 如何计算人口?个税改革是最大问题“华夏”时代周刊:增值税改革的下一步是什么?吕炳阳:按照李总理2004年提出的增值税改革五步走的思路, 下一步是简化税率, 方向已经比较明确。不过, 未来的增值税税率是保留在四档还是取消, 目前还很难确定。我认为 6% 的税级和 11% 的税级很难结合起来。但13%的税级可能会被取消, 这在技术上并不难。最后一步是税收立法。估计这要在“十三五”期间进行, 在“十二五”期间再推进就来不及了。 《华夏时报》:关于消费税, 今年还会继续调整吗?怎么调整?吕炳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所以迟迟未能实施, 主要原因是卡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调整上, 也就是废止问题上。营业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将批发和零售作为地方税。然而,

学者们认为消费税不适合作为地方税。消费税分为一般消费税和选择性消费税, 两者有本质区别。从全球范围来看, 选择性消费税一般是一种中央税。如果作为地方税, 容易产生恶性税收竞争, 不能保证过多的税收。因此, 估计下一步消费税改革不会太大, 可能只是调整征税范围和税率, 难度不大。如果消费税征管环节调整, 将对税收征管带来很大挑战。例如, 茅台酒如果不在茅台酒厂征收, 则在批发和零售环节征收。征, 可想而知, 全国有多少批发零售店? 《华夏时报》:资源税、环保税等其他税种的改革将如何进行?吕炳阳:资源税、环保税改革暂时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环保税交给地税局, 问题是, 地税局有没有技术力量来征收?因为环保税需要确定税基,

这是一个技术活, 涉及到很多专业问题。 《华夏时报》:个税调整和房产税改革会有多大进展?陆秉阳:最难的是税制改革, 更不用说房产税了。个税改革的方向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全面征收劳动所得, 但关键是综合范围是家庭还是个人, 还涉及到个人减税项目和个人收支信息系统的建立问题.这些都是关键甚至致命的问题。如果综合范围只是把工资和劳动报酬结合起来, 意义不大, 也不为小综合出大招。个税改革很可能将工资等劳动所得和经常性资本性收入纳入综合收入范围, 如出租房屋所得等, 其他资本性收入也应按原因分类。
       由于对资本所得征税一般保持比例税率, 因此不必对个税调整收入分配抱有很大期望, 甚至极端地对个人所得税调整收入分配不抱期望。个人税。从全球范围看, 个人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很小, 原因很复杂。比如资金的流动性从经济效率看, 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积累, 资本收入应少征税以鼓励投资;从公平的角度来看, 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资本收入, 应该对资本收入征税较多, 这是一个矛盾。考虑到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造成的, 农民一般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无论个人所得税政策如何设计, 都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调节收入分配。社会更加关注个人起征点的调整, 认为提高起征点有利于工薪阶层, 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事实上,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只是恶化了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因为它会大大减少纳税人的数量。如果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一定规模, 其再分配效果就很弱。社会也关注家庭征收个人税的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合理, 但实际上调整分配的效果也有限, 反而会增加不少税收成本。如果加上家庭扣除项目, 扣除项目的筛选和应对也将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个税肯定要改革, 改革严重滞后。个人税收在世界各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很高。美国占35%以上。即便是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也占比近20%, 而中国的占比一直徘徊在5%到7%之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 人们的收入已经比较大。也就是说, 有税源, 但不能征税。关于税负问题, 社会上也没有共识。有的人觉得税负重, 有的人觉得税负轻。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应该将一部分收入交给政府。现实中, 如果能逃税, 就有大量的人逃税。逃税的方法有很多。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对税收问题的共识程度较低, 应该是只要符合税收条件, 就应该纳税。过去, 财政部税务管理司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说过一句很好的话:大国的公民要有责任心, 具备战时服兵役条件的人应无条件上战场, 平时符合纳税条件的, 应免费纳税。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有人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率高, 但实际上与其他国家相比, 税率并不高。二战期间的美国, 个人税率为92%, 富人也纳税。 2000年, 布什总统刚上任时, 曾试图废除遗产税, 但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不是穷人, 而是富人。 《纽约时报》前100位富豪联合发文反对废除遗产税。财政收入或将剧烈波动 《华夏时报》:从多方面因素看, 您预计今年的税改会取得怎样的效果?吕炳阳:这次税改应该是经济新常态下促进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举措。这也是一次彻底的供给侧改革举措, 符合时代要求, 顺应经济发展。现实的要求。短期内, 本次税改将在去库存、促进结构转型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从长远来看, 本次税改的政策效果仍需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十年的时间。这次的税改减税力度很大, 财政压力也很大, 造成的冲击只能逐步化解。 《华夏时报》:在减税的同时, 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这项新举措将带来哪些变化?吕炳阳:多预算管理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很严重。改革的目标始终是建立全面的财政预算。原来有四项预算: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距离完整的预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税收入有的存在于公共财政预算项目中, 有的存在于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中。种种制约因素导致改革进展放缓。这项倡议的结果是什么?只能说, 财政管理更加规范, 财政资金使用更加高效。至于非税收入全部纳入公共预算和透明管理,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夏时报》:如何有效解决非税收入管理运营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陆秉阳:一场战斗很难完成所有的成就。改革要循序渐进, 萝卜洗不掉泥巴太快。当前的改革需要仔细辨认利弊。 《华夏时报》:您对政策部门和执行部门推进营业税制改革有什么建议?吕炳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改变包括税务部门在内的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 导致财政收入大幅波动, 应该高度关注。例如, 如果从历史上看, 在2001年以前, 企业所得税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 2002年实施企业所得税分成税制改革,

企业所得税由地方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这导致2001年企业所得税增长165%, 2003年企业所得税负增长。造成如此鲜明对比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确保税收优惠而采取的强化征税方式。是否存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勾结多交税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有。否则, 企业所得税的增长率不会高到165%的地步。 .下一个政策部门应该更加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说得更远一点, 这是一个千年难题, 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性难题。因此, 不能简单地想象。不适合用一般经济理论指导调整。作为一个动态调整而非短期可解决的问题, 它尤其考验政客们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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